辜振甫家族的华顿故事

Li2 · 发表于 2005-2-11 17:51

在华顿商学院斯坦博格·迪垂池大楼的墙上，挂着辜振甫和妻子的两张大照片，分别是辜启允、辜成允哥俩儿于1990年和1993年，为纪念父亲的商业领导、公益贡献，以及纪念母亲设立的两项讲座教授职位，由思迪尔(Michael Steele)博士和昆阮瑟(Howard Kunreuther)博士获得。辜家也支持华顿在台湾的EMBA教育，并且每年为念华顿商学院的台湾学生提供奖学金，90年代以后，华顿开始接收更多的台湾学生，比如1993年，一共有17名台湾学生入学，一些观察家就将台湾学生录取人数的增长，归结于辜振甫家族企业的影响。但辜振甫家族和华顿商学院之间，不仅仅是捐款者和受益人的关系，辜家在华顿留下了几代人的身影，最主要的4名继承人都是在华顿拿下MBA学位，先是辜振甫的两个儿子长子辜启允和次子辜成允，分别毕业于1979年和1981年；然后是辜振甫侄子辜濂松的两个儿子辜仲谅和辜仲，也先后于90年代初期戴上硕士帽。亚洲豪门送子赴华顿念书，绝不只辜振甫一家，但辜家在华顿的渗透却因为辜振甫其人而更深厚些。

辜振甫家族是台湾日据时代五大家族之一，政治商业均很显赫，历经数代不衰。中国人都知道辜振甫，是因为他是海峡两岸谈判台湾方面的主代表，台湾海基会会长，台湾的头号“红顶商人”，《亚洲华尔街日报》曾经形容辜振甫说：“在国际权势场合和在台上演京剧一样自如。”辜振甫于1991年被华顿授予院长勋章(Dean's Medal)，以往的获奖者包括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、通用电气的董事长琼斯(Reginald Jones)、高盛国际的董事长、世界贸易组织前会长萨德兰(Peter D. Sutherland)，等等。紧接着第二年，辜振甫又获得宾州大学颁发的荣誉法律博士学位。1998年4月18日，华顿商学院宣布辜振甫和他的两个儿子辜启允、辜成允捐助1000万美元给学校，这是华顿历史上最大的几笔个人捐款之一。

宾州大学在授予辜振甫法学荣誉博士时，称他为太平洋流域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搭建了桥梁，是台湾有活力的民主和经济奇迹的“广受赞誉的建筑师”，还说“在全球化的时代，(辜)是十全十美的国际领袖”。颁发证书的致词中并强调说：“宾州大学的理事们盛赞你的远见──包括你将两个儿子送到华顿商学院上学的决定，你们父子三人这一下真的是大获成功。”

只是辜家后裔各有各的想法，对他们来说，求学华顿更多地是遵循家教，比如辜启允，对自己在大家族的角色就显得有些勉强，据报道说，他曾经和一位朋友倾诉：“如果生活是选择，我的生活在我离开华顿的那一天就结束了。”

而他的生命真的在他49岁因为胆道癌结束的时候，他显然是不甘心的。从华顿毕业以后，他看起来是希望从某种程度上摆脱父亲的身影，曾经信誓旦旦地说：“我想冲锋在前。”他的确非常有冲劲，根据《欧洲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去世之前10年间，他投资项目的金额达到7亿美金，另外还投资10亿美元建立一个媒体帝国，取得台湾有线电视市场三分之一的控制权，让和信超媒体在美国挂牌上市，吸引了像微软公司和默多克公司这样知名的合作伙伴。和信超媒体股价曾在挂牌首日就飞涨近四倍，虽然后来股价一路下跌，但辜启允也算是风光一时。

可是不论怎样，辜启允主导的很多事业，正好碰上严峻的商业大环境，经营成绩不佳，这些好像都有点打击他的信心，在接受台湾《商业周刊》访问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感到我自己不适合做我父亲能够做的一些事情。”媒体报道说，辜启允生意中最大的败笔之一，便是投资传讯电视，砸下大笔资金，最后贱卖给像山集团，虽然谁也说不清这里面到底损失了多少钱，但据欧洲《华尔街日报》引述熟悉这项操作的人估计，金额确定会超过1.1亿万美元。

辜启允生前担任辜家企业人寿保险的总经理和和信超媒体的董事长，两项事业做得也不是一帆风顺，媒体有报道称，和信超媒体连年亏损，2000年亏掉4900万美元，2001年至少是4100万美元。对自己理应扮演的大家族后裔的角色，辜启允似乎从来就不是特别融入，衔着金杓子出生的辜启允“个性豪爽”，他的朋友形容他洒脱率性，曾经在一次正式场合着短裤和拖鞋出现。因此有报章引述接近辜启允的人说，从功利角度看，辜启允也许不是赢家；但从情义立场讲，他已经赢得最有价值的人生。

和信高层经理们都承认，辜启允很快就抓住新的主意，给一个保守的家族企业带来崭新的远见，帮助父辈的企业扩充旧工业的范围。他的事业项目包括，引进卫视中文台、地方有线系统经营、涉入网络媒体等等，都为辜振甫家族在电信、网络和其他技术主导的企业的投资铺平道路。只是媒体报道认为，他自己的努力被他大笔花钱的风格和容易冲动的性格所破坏了。

我们不能肯定地说，辜启允的大胆创新和勇于尝试都一定和华顿的环境熏陶有关，但华顿必然从某种程度上给了他人生的启迪，给了他两年脱离家族包袱的日子，回到台湾以后，辜启允就是脑门上挂着名门家族后代的牌子生存奋斗，他急于做出业绩，得到父辈和社会的认可。辜启允死后，《华顿校友杂志》(Wharton Alumni Magazine)写了悼文，没有特别着墨叙述他的人生经历，想必是无法打听到详情，但罗列了他毕业以后历次捐款的事迹，说他在慈善方面为人所知，院长哈克在听说辜启允故去之后表示：“我们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朋友，我们会很想念他。”

如果说到创新和冲破家族旧规，另一名从华顿毕业的辜家第四代弟子，辜启允的侄子辜仲谅更超前一步。这位90年代的华顿MBA曾经被西方媒体称作是“网络时代的新王子”，他承认自己是扭不过父亲的期待，念完学位回台湾承继父业，而在他的心里，职业打高尔夫球才是他真正的人生所愿，时至今日，他还说：“我还是很想打高尔夫球，那种愿望也还在那儿，但父亲说服我承继家业。”

辜仲谅从华顿毕业的时候，正是美国高科技起步的时代，他年轻的心显然被华顿的气氛包围，在最容易接受新观念的校园浸泡，据媒体报道，他毕业后在硅谷创立高科技的风险投资公司，他说：“我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，我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。”1999年三分之一的时间，辜仲谅都在北美的技术热点地带探询机会，因为他觉得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进入这个游戏。

辜仲谅从华顿毕业以后，先在摩根和日本银行做事，然后才回到台湾加入家族企业，他帮助家族的和信超媒体说服微软公司加入合作，并且推动辜家旗下的中信商业银行开拓网上银行服务。他的思路甚至让父亲辜濂松也刮目相看，有报道引述他的话说：“父亲对网络是震惊的，他一直是我的老师，但微软投资以后，他对我说，教教我这个网络的事情。”2000年，他被任命为中信商业银行总裁，他开始鼓吹银行增加更多的透明度，引进穆迪(Moody's)和标准普尔的评比，并且和分析师们举行定期的会议，希望将银行从老式经济转变为亚洲最网络化的银行之一，最终跻身于世界百家大银行之列。

而且他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野心，他的大动作不仅引得全球商业媒体的好奇，而且让台湾同行们很震惊，因为亚洲银行一向应该是保守和秘密的。辜仲谅直接了当地告诉他领导的银行家，如果他们想国际化，他们就必须让投资者知道他们。他对《商业周刊》驻亚洲记者说，他愿意将自己看成是专业人士，但好像很难，因为“说服那些自我儿时就认识我的、与我父亲同龄的人挺难的。我不想让它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家族经营的银行。”

辜仲谅是否可以将家族企业带向世界舞台？他和其他大家族下一代一样，进入最好的商学院读书，在最好的公司工作接受培训，他们更理解华尔街对家族企业的负面看法。《财富》认为，辜仲谅处境有些尴尬，因为他一只脚站在家族的过去，另一只脚站在华尔街的未来。像辜仲谅这样的大家族子弟因为在华顿上了学，便拥有了一个校友方面的交际网络，据说他更喜欢雇佣他在华顿的同学和从硅谷回来的海外台湾人，和他一起开拓事业，他一直认为，将中信带入网络未来需要年轻的血液，而他的那些华顿校友可能在商业思维的构架上和他更接近。

杨鸣镝所着的《离开商学院》由明镜出版社出版海外版。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简体字版，书名为《沃顿毕业》。(多维社)

离开商学院以后，毕业生们才发现，他们的母校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思维模式，去看待这个世界，至于学到了什么特别的金融知识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。每年都给华顿捐款的1989届中国毕业生孙强认为，华顿对他的影响很大，从前他做事靠直觉，现在角度变得不同，他说：“华顿教给我一种方法，通过商业金融的角度来想问题。”1999届毕业生朱继平说，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才感到，华顿就好像给了他一个工具箱，什么时候拿什么工具，由自己决定。1998届学生杨伟漪则认为，华顿更多的是给了他一份自信。

无论这些毕业生在离开商学院以后如何看待他们所受的教育，最近10多年来，美国的所有商学院几乎都是极力倡导两种精神的，一是领袖精神，二是创新精神。而华顿商学院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推动者，特别是在华顿前院长盖瑞蒂(Thomas Gerrity)的领导下，华顿最早开始在教程中加入团队合作的主张，通常与教授领袖才能的课程相配合，力求创造更加现实的商业环境，让学生们从入学之日起，就开始适应离开商学院以后的生活。华顿的这项改革如此出名，媒体很快就有报道引述美国大公司里的观察者说，90年代的华顿毕业生，较之其他商学院的学生，显示了更强的团队合作性。

商学院一向标榜自己是出产商业领袖的高等学府，从学生一进校门，商学院就开始培养他们一种自信，这种自信似乎都建立在一个逻辑之上，就像是中国人说的，“不愿做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”，根据这个逻辑，一个商学院毕业生应该立志成为CE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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